集美新城这片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zhōngguó)(zhōngguó)近代民主革命(mínzhǔgémìng)的(de)伟大先行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在厦门，多处可见“中山印记”：厦门港的繁荣印证着《建国方略》的远见卓识，中山路的骑楼诉说着百年沧桑，集美学村传承着教育救国的理想……

　　从革命理想的(de)实践到(dào)港口建设的推进，从城市风貌的塑造到教育事业的传承，厦门以独特方式延续着(zhe)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渊源。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本期“厦门档案故事”将为您(nín)讲述这段跨越时空的记忆。

1912年闽南同盟会纪念(jìniàn)合影。

　　孙中山曾计划潜渡厦门指挥(zhǐhuī)战斗

　　1900年，义和团运动(yìhétuányùndòng)爆发，孙中山首次到台湾(táiwān)，并以台湾为司令部策动惠州起义(qǐyì)，计划在义军(yìjūn)指挥郑士良率军入闽时，潜渡厦门。之所以(zhīsuǒyǐ)选定台湾为这次起义的司令部，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解释说，因为台湾与厦门往来便利，在革命斗争中无论接济、内渡均比较方便，对革命活动十分有利。

　　孙中山抵台后，与台湾总督府代表(dàibiǎo)后藤新平取得联系。当时，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tàiláng)假意支持，企图借起义军攻占厦门(xiàmén)之机染指福建。1900年10月7日，惠州(huìzhōu)爆发(bàofā)起义，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沿着海岸向东挺进厦门。彼时日本内阁更迭，新首相伊藤博文获知孙中山正在台湾指挥惠州起义军向厦门挺进，遂(suì)下令立即驱逐孙中山。起义军军火援助断绝，导致惠州起义失败，厦门起义付诸东流，孙中山前来厦门指挥战斗的计划(jìhuà)就此搁浅。

　　孙中山的首次台湾之行长(xíngzhǎng)达一个多月，其间，厦门籍商人李春生(chūnshēng)、吴文秀给予了大力支持。李春生1865年自厦门迁居台北，后成为台湾茶业巨擘。1913年孙中山再度访台时，下榻的“梅屋敷”也是(shì)李春生的房子。吴文秀则是位(wèi)豪爽侠义的茶商，在台北大稻埕经营良德茶庄，时任台北茶商公会理事长，不仅热情接待孙中山，还慷慨(kāngkǎi)资助革命事业(shìyè)。

厦门市档案馆馆藏图书《中山全书》上下册(shàngxiàcè)

关注厦门的革命(gémìng)活动

　　指导密友播撒革命(gémìng)火种

　　孙中山非常关注厦门(xiàmén)的革命活动，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dédào)厦门人民的积极响应。1911年11月14日，数千名左臂扎着印有(yìnyǒu)“革命军”白布条的群众，在修筑漳厦铁路工人的带领下占领了提台(títái)衙门。翌日，厦门光复。

　　1914年(nián)，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委派在厦门英华书院任教的叶青泉为福建支部长。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jūnzhèngfǔ)时，急需一个宣传阵地，孙中山密友许(xǔ)卓然积极筹办《江声报》，孙中山亲自题写报头，使其成为闽南地区(mǐnnándìqū)重要的革命喉舌。1921年，孙中山指示厦门同盟会会员许春草，将其从事爱国活动(àiguóhuódòng)所依靠的群众组织改名为“厦门建筑总工会”，次年(cìnián)又令许春草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当时的秘密活动点(diǎn)就设在鼓浪屿笔山路。1922年，陈炯明叛变(pànbiàn)，孙中山通过住在鼓浪屿的同安籍侨领郑螺生联络许春草，委任其为福建讨贼(tǎozéi)军总指挥，要求尽快夺取厦门。

　　闽南华侨成为孙中山的革命(gémìng)挚友

　　孙中(zhōng)山曾感慨地说：“华侨是革命(gémìng)之母。”言(yán)之确凿，在他所领导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斗争中，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这其中就包括闽南华侨。

　　东南亚作为闽籍华侨的主要聚居地，也是孙中山革命(gémìng)运动(yùndòng)的重要基地。闽南华侨深受孙中山感召，或投身革命前线，或慷慨资助革命事业，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shēnhòu)的革命情谊。孙中山也将(jiāng)他们视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

　　在这些闽南华侨中(zhōng)，厦门籍华侨就占了一半，包括(bāokuò)陈粹芬、陈楚楠等。如今，大陆首座中山华侨公园(gōngyuán)坐落在翔安，其主体建筑“晚晴园”完全按照新加坡同盟会旧址复建，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捐赠的孙中山、陈粹芬等10人高分子(gāofēnzǐ)蜡像陈列其中。园内还有两座碑林区，分别是(shì)中山语录碑林和中山墨迹碑林。

　　陈粹芬作为孙中山的革命伴侣，自1892年起便坚定(jiāndìng)追随孙中山，在长达22年的岁月(suìyuè)里，她不仅(bùjǐn)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起居，更深度参与多次武装起义，负责联络、筹款(chóukuǎn)等工作。“南洋革命党第一人”陈楚楠，1906年成为同盟会新加坡(xīnjiāpō)分会首任会长，他多次为革命慷慨解囊。1917年回国担任大元帅府参议。由于当时政局持续动荡(dòngdàng)，陈楚楠于1933年重返新加坡。

由孙中山题写(tíxiě)报头的《江声报》（1933年2月1日第一版局部）

　　孙中山关键节点两次助力陈嘉庚兴学(xīngxué)

　　在(zài)跟随孙中山革命的厦门籍华侨中，陈嘉庚是捐款数最多、最具影响力的一位(yīwèi)。

　　1909年，陈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园结识孙中山，从此与革命(gémìng)结缘。1910年，陈嘉庚剪去发辫，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chéngwéi)其政治生涯的(de)重要里程碑。陈嘉庚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充满敬意和支持，他积极捐款捐物(juānkuǎnjuānwù)，为革命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

　　1911年，孙中山(sūnzhōngshān)从法国返回上海准备筹组新政府，途经新加坡，陈嘉庚和同盟会(tóngménghuì)会员前往(wǎng)码头与其会面。陈嘉庚感叹于一位革命领袖竟然乘坐条件很差的二等客舱，即(jí)送1万元给孙中山作为归国路费。孙中山回国(huíguó)后(hòu)，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准备从上海往南京就职。12月29日，孙中山向陈嘉庚发来急需用款的电报，陈嘉庚立即电汇5万元给予支持。

　　1912年(nián)，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故乡集美，着手筹办教育。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在(zài)陈嘉庚兴学(xīngxué)过程中，孙中山在关键时刻先后两次给(gěi)予有力的帮助。第一次是1921年，陈嘉庚拟聘请林文庆(wénqìng)博士担任厦门大学校长，而林文庆此前已收到孙中山邀请他襄助外交事务的电报。左右为(wèi)难之际(zhījì)，林文庆决定发电报给孙中山，请他最后裁决。孙中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同意林文庆到厦门大学任职；第二次是1923年，时值军阀混战，闽军与粤军在高崎海峡两岸对峙、交火，造成两名侨生死亡。为保障师生安全，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划(huà)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之村”。孙中山批准在案，并由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nèizhèngbù)电令闽粤两省省长及(jí)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倘(tǎng)有战事，幸勿扰及该校，俾免辍废，则(zé)莘莘学子，永享和平之利”。

　　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中央有关部门专门成立纪念(jìniàn)筹委会，陈嘉庚被委任(wěirèn)为副主任。同年，陈嘉庚在集美(jíměi)学校师生和集美镇各界代表联合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2016年，孙中山孙女(sūnnǚ)孙穗芳向集美大学捐赠第195尊孙中山铜像。如今，融合嘉庚建筑与(yǔ)革命精神的集美学村，既是“教育救国”理念的实践典范，更见证着(zhe)孙中山对教育的特殊关怀。

　　《建国方略》中绘过发展蓝图(lántú)

　　孙中山十分关注厦门(xiàmén)建设(jiànshè)，百年前就看中厦门港口的区位优势。市档案馆藏有《中山全书》（上下册），其中收录了孙中山在《建国方略(jiànguófānglüè)》中对厦门的设想。

　　孙中山写道：“厦门(xiàmén)(xiàmén)有深广且(qiě)良好之港面，管有相当之腹地，跨福建、江西两省之南部，富于煤铁矿产。此港经营对(duì)马来群岛及南亚细亚半岛之频繁贸易，所有(suǒyǒu)南洋诸岛，安南、缅甸、暹罗、马来各邦之华侨大抵来自厦门附近，故厦门与(yǔ)南洋之间载客之业极盛。如使铁路(tiělù)已经发展，穿入腹地煤铁矿区，则厦门必开发而为比现在更大的海港。吾意须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shāngbù)，以为江西、福建南部丰富矿区之一出口。此港应施以新式设备，使能联陆海两面之运输以为一气。”

　　这一规划，不仅(bùjǐn)是对厦门港(xiàméngǎng)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高度认可，更是一种具有(jùyǒu)前瞻性的战略(zhànlüè)布局。孙中山百年前为厦门港打造的图景，如今都已被现实超越，厦门港早已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和我省首个千万标箱级世界强港。

　　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还提出在厦兴筑(xīngzhù)沟通南北、连接全国(quánguó)的铁路规划，包括建设厦门建昌线和厦门广州线。遗憾(yíhàn)的是，推翻清廷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治腐败，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付诸东流。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福建的第一条省际铁路——鹰厦铁路全线通车，其路线与“厦门建昌线”基本吻合(wěnhé)。目前，厦门的铁路已有(yǐyǒu)鹰厦、杭深(hángshēn)、龙厦、福厦(fúshà)高铁等，确立了沿海铁路枢纽的地位，孙中山所构想的“厦门广州线”也基本实现。

　　鹭岛(lùdǎo)多处“中山”印记

　　从中山公园、中山路，到孙中山铜像和相关地名，厦门(xiàmén)这座城市用最特别的方式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xiānxíngzhě)。

　　作为厦门最早的城市公园(chéngshìgōngyuán)，中山公园(zhōngshāngōngyuán)始建于1927年，历时4年建设，于1931年开放，为纪念(jìniàn)孙中山先生弘扬“天下为公”精神而命名为“中山公园”。1938年厦门沦陷(lúnxiàn)期间，日寇因(yīn)忌惮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将公园更名为“厦门公园”，并毁掉纪念碑上的《建国大纲》石刻。1985年石刻得以修复。同年在邓颖超的提议(tíyì)下，在中山公园南门广场修建孙中山全身铜像。

　　始建于1920年(nián)代的中山路，同样以“天下为公”的精神命名，后(hòu)来经历了数次更名，直到改革开放(gǎigékāifàng)后恢复原名并(bìng)沿用至今。厦门大同中学、大同小学的创办和命名，也是为了纪念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1928年5月，鼓浪屿(gǔlàngyǔ)图书馆(túshūguǎn)改名为“中山图书馆”。同年，爱国华侨杨忠权创办“华侨医院”，后更名为“中山医院”。

　　目前，厦门有6座孙(sūn)中山铜像，分别位于中山公园(gōngyuán)、双十中学镇海校区、中山医院、集美孙厝、中山华侨公园和集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