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档案里的抗战记忆｜李培南：从长征到抗大，再到淄博的革命足迹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zhōngguó)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shíjiān)节点，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联合淄博市档案馆特别策划推出“淄博档案里的抗战记忆”专栏，以历史档案为经纬，重织(zhòngzhī)鲁中大地永不(yǒngbù)褪色的红色记忆。

每件档案都是永不磨灭的(de)精神坐标，每次解读都是对抗战精神的时代叩问。本专栏将(jiāng)依托馆藏及最新征集的珍贵(zhēnguì)抗战档案，系统梳理文献、实物、图片、音像等多样化原始史料，深入挖掘抗日战争期间发生的感人故事、英雄事迹(yīngxióngshìjì)以及普通民众的抗争经历。

即日起，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zhèzuò)用档案构筑(gòuzhù)的历史长廊，在发黄的纸页间触摸民族脊梁的温度，汲取前行的力量。

李培南：从长征到抗大，再到淄博(zībó)的革命足迹

档案人物：李培南，1905年(nián)6月出生于江苏邳县一个贫苦(pínkǔ)农民家庭。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zhōngguógòngchǎndǎng)。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de)老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党和军队优秀的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领导干部(gànb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原上海市第七、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rénmíndàibiǎodàhuìchángwùwěiyuánhuì)副主任，1993年在上海逝世，享年88岁。

档案内容：1940年(nián)夏在抗大一分校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手稿、1944年4月出版的党刊《斗争生活》、1945年2月《关于三个月来的时事学习与(yǔ)干部领导的基本总结》手稿以及以长征经历(jīnglì)为主(wéizhǔ)的回忆录《铁流二万五千里》。

密密麻麻的小楷，泛黄的纸张……今年4月底，李培南之(zhī)女李小苏捐赠了大量其父在山东时期，特别是(shì)在淄博和鲁中地区工作期间(qījiān)留下的文件和手稿。这些档案以手稿、打印文件(dǎyìnwénjiàn)及期刊杂志的形式保存下来，每一份都(dōu)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直接记录，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见证。

穿越山川(shānchuān)河流的长征记忆

1934年(nián)，中央红军(hóngjūn)踏上了(le)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培南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这条充满未知和危险的道路。其回忆录《铁流二万五千里》不仅记录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以亲历者的视角，展现了红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的真实面貌(miànmào)。书中不仅有战事、行军和政治工作(gōngzuò)的详细记载，还有他亲身经历(qīnshēnjīnglì)的地理环境、民族风情(mínzúfēngqíng)和风土人情，成为研究长征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

李培南同志像

“自从(zìcóng)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红军(hóngjūn)进入贵州以来，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都是在黔北和川黔边区活动。除了行军作战外，最令我难忘的是贵州俗谚所说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李培南回忆录中的这些文字，不仅是对(duì)贵州自然(zìrán)条件的真实描绘，也从侧面反映出红军在艰难(jiānnán)环境下所展现出的顽强意志。

在进入藏区阿坝地区时，李培南记录下了红军首次穿越草地的(de)艰苦历程(lìchéng)：“草地是个什么样子？当时谁也说不清。现在要过单地，也只是听当地藏民的一些口述。说什么到处是水草，走几天一路也见不到人烟，而且天气多变，一天之内，时而晴天，时而骤雨，时而冰雹满地。”不仅如此，他(tā)清楚记得：“我军(wǒjūn)还是很注意(zhùyì)当地的风俗，很注意遵守群众纪律，吃(chī)了群众的粮，烧了群众的柴草，都(dōu)要留下条子和现款，要给藏民以良好的影响。”

抗(kàng)大山东六年历经百余战役淬炼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简称抗大一分校，于(yú)1938年12月在陕北延长县成立。1939年11月初，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将抗大一分校东迁至山东抗日根据地办学，并任命周纯全为校长(xiàozhǎng)，韦国清为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李培南为政委(zhèngwěi)兼政治部(zhèngzhìbù)主任。

1940年夏在抗大一分校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手稿

据李培南回忆录记载，朱德总司令在武乡(wǔxiāng)王家(wángjiā)峪接见(jiējiàn)周纯全、韦国清及自己时，深刻阐述了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的重要(zhòngyào)意义与目标：“一方面，山东地大物博，人多枪多，自古有(yǒu)齐鲁多英雄豪杰的佳话，历来是兵家必争的古战场，也是我党我军坚持抗战必争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另一方面是山东党的基础好(hǎo)，抗战爆发后，在党的领导(dǎngdelǐngdǎo)下，地方武装力量发展很快，因此带来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干部，缺乏子弹，广大的新干部迫切需要进行训练和提高。”

在敌后办学(bànxué)的(de)7年间，抗大一分校累计培训了约20000名干部(gànbù)，其中70%是军队的军事、政工干部；30%为各条战线的党务、政权、群运干部。特别是在山东(shāndōng)的6年时间里，学校及其学员或配合主力或单独作战，参加了大小战斗百次以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终于(zhōngyú)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烈火(lièhuǒ)与热血铸就的牺牲

以长征经历为主的回忆录《铁流二万五千里》

1941年冬，日伪军集中五万余兵力，历时50天，在纵横约140里的沂蒙山区展开大规模“扫荡(sǎodàng)(sǎodàng)”。抗大一分校自然成为敌人(dírén)“扫荡”的重点区域。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jìngōng)，抗大一分校按照反“扫荡”部署，迅速分散到蒙山地区活动。

当敌人突袭驻马牧池的(de)山东(shāndōng)纵队领导机关时，我军坚守在蒙山内线的三大队和蒙山支队率先与其遭遇。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迅速(xùnsù)将部队编成多个小队，边战边突，开展灵活机动的反“合围”作战，多次(duōcì)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这些英勇(yīngyǒng)事迹，很多都被李培南在其(qí)回忆录中一一记录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

“在突围过程中，我校三大队得知山东纵队黎玉政委负伤(fùshāng)的消息后，立即派出区队长王增才带领两个(liǎnggè)班前往营救(yíngjiù)。班长马兴林协助警卫人员，将黎政委背出危险地带一、二里，确保了其安全脱险。”

“在摩天岭一带活动的(de)二大队一个连与敌遭遇，展开了激烈战斗。正副队长先后重伤，政治指导员陈田心临危受命，继续指挥作战，身负多处(duōchù)伤仍坚持到最后(zuìhòu)，终因弹尽援绝壮烈牺牲。”

“年仅19岁的政治教员唐国(tángguó)琼（归国华侨(guīguóhuáqiáo)）也在突围中不幸被俘。面对穷凶极恶(qióngxiōngjíè)的敌人，他被活活用火烧死(sǐ)。即便在熊熊烈火中，他也始终高呼：‘打倒日本法西斯！’‘中国共产党万岁！’直至献出年轻的生命。”

“此外，二大队政治委员刘惠东也在战斗间隙单枪匹马寻找(xúnzhǎo)校首长汇报情况，返回途中遭遇敌人包围。他在最后一刻(yīkè)选择用(yòng)最后一颗子弹自戕殉国，用生命捍卫了革命者的尊严。”

这些英勇牺牲的(de)(de)战友，是抗大精神的真实写照，他们的事迹不仅铭刻在历史中(zhōng)，更深深印在亲历者李培南的记忆里，成为抗战档案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1946年解放博山后，李培南政委与王建安司令和徐化鲁合影（从右到左）

1948年(nián)3月(yuè)，淄博全境解放(jiěfàng)。同年8月8日，中共淄博特委、淄博特区专员公署在博山四十亩地第三次成立，隶属鲁中南区党委和行署领导，李培南任书记。1949年2月，李培南离开淄博。

《在博山各界庆祝济南解放大会上的(de)(de)讲话》《周村概况》《李副政委在职工工作委员会议上的总结(zǒngjié)发言》《淄博(zībó)情况》……从李培南当时在淄博的这些手稿，可以看出他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能力，带领当地军民共同奋斗(gòngtóngfèndòu)的时光。这段经历不仅加深了李培南与淄博这片土地的深厚情谊，也见证了他在不同历史阶段为中国(zhōngguó)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

（大众新闻·鲁中晨报记者马斌(mǎbīn)）